肖武男：麵對全球性金融危機，中國的十字路口

佛教有個觀點，事物沒有好壞，關鍵在於如何去認識，一念間就有天壤之別，山還是那個山，水還是那個水，隻是心境發生了變化。這道理同樣有助我們認識和應對當下全球性的金融危機，因為一念之差， 可能促成中國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崛起，也可能使中國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。

中國麵臨的困難很多，但主要是兩個問題：一是如何處理四萬個億的投資，二是如何正確認識金融危機。把這些搞清楚，困難也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了。本文試圖運用這種思維方式，為中國“號脈”和開 “藥方”。

目前的經濟窘況很難歸咎到金融危機，回顧中國經濟成長過程，多年來走的是“高投資”、“高增長”、“高耗能”和“低效益”路子，稱之“泡沫經濟”也不為過。繼續這種模式，包括現階段為就業、穩定的考慮去“保八”，將會有更大的麻煩。原因無外乎是：中國產業層次和結構存在明顯缺陷：企業沒有核心競爭力、科技進步不足，管理水平、勞動力素質偏低，環境汙染、資源浪費更是驚人。也就說，這次不出問題，下次難逃一劫，“躲得過初一，躲不過十五”。我很讚成廣東汪洋的做法，騰籠換鳥，利用金融危機，把落後的產業淘汰，把經濟的泡沫擠出去。須知，中國項目投資和決策存在太多“潛規則”和“盲目性”，拉關係、暗箱操作是企業“成功”的法則，各項監督和管理製度的建設要麼沒有，要麼形同虛設。民間有些盛行說法：如“項目投資一半都進了個人腰包”、“跑步（部）錢進”等等，雖無法簡單辨別真偽，但從近年來大量腐敗案件中觀察，問題的確非常嚴重。固然中國發改委、環保、科技、國土、文物等部門均參與項目規劃或審批，但實際操作，地方政府“好大喜功”、紛紛上馬“麵子工程”、某些利益集團利用行政程序來 “圈錢”或保護其合法性等， 決定了許多項目即使從構想、規劃、設計、立項到實施方麵“層層有論證、步步有把關”，結果卻讓人匪夷所思，甚至近乎荒唐。如：中國持有如此巨大的美國國債，入主美國黑石基金、摩根史坦利，全球性的資源投資，及近期並購必拓的案子等，這些主意是怎麼想出來的？決策到底是誰做出來的？“年年失誤年年悟”的結果是“年年悟失年年悟”，這對一個開始講負責任的政府來說，是否真的應該反思了？

筆者認為，在保證國防和經濟安全的前提下，把四萬億的投入及可能拉動地方財政十幾萬億乃至於更高的投入，加之現有的外彙儲備，甚至整個國家家底，傾力構建社會保障體係是最為明智的選擇。創造財富當然重要，但換一個角度看，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，是以犧牲了許多人民的利益、價值和尊嚴，包括應該享受各種社會保障權利換來的，這是一筆需要償還的債務。何況，中國的國家財富也不能那樣隨意被西方（主要指美國）的金融家、政治家卷走，或讓一些人“裏應外合”用“做局”的手段來耗費掉。人民有資格去監督納稅人的錢如何使用，更有權利分享改革的成果。中國的國民性，決定了中國人有“一口飯”、“一片瓦”、“一身衣”、 “一個婆姨”和“一個娃”時，會心安理得去做一良民。政府為什麼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把問題徹底解決了呢？果真如此，中國居高不下的儲蓄問題、內需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，便有了根本性的解決。

正確認識金融危機，是正確應對金融危機的基礎；用什麼立場去處理金融危機，是當代中國人的基本責任，既：是采用“擊鼓傳花”的方法延續弊病，還是著眼於中華民族的千秋萬代來開始“刮骨療毒”？本次金融危機，實質是價值危機，它是西方社會、尤其是美國價值體係破產的表現， 它們主張：人要不斷提升和擴展內心對物質的需求，對自然世界進行無窮盡地掠奪，並輔以一種社會製度、經濟製度、法律製度和科技手段為保障，其矛盾就是人與自然的衝突。所以說，這種危機是必然、不可抗力的規律。而中國文化，尤其是老子以來，講究“天人合一”，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、共融，因此，用中國文化重新思考、認識世界和引領人類的未來，是唯一可行的路徑。遺憾是，中國對金融危機的認識，僅局限在金融體製、監管和法律漏洞層麵，還錯誤認為是由於出口疲軟、內需不足帶來的需求問題，采用刺激需求、拉動投資這種緣木求魚、背道而馳的做法，到頭是飲鴆止渴，還會把經濟的泡沫放得更大、窟窿捅得更大。中國一百多年來按照西方的價值觀所做“強國夢”，及“五四”運動後，對自己文化的否定，幾乎是一條畸路。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和國家，都不可能在沒有文化複興、道德提升和人格的塑造先行下，變得繁榮和強大。改革開放三十年，所依據的是鄧小平的三大理論：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、發展就是硬道理，其本質就是釋放人的原始貪欲為動力，來實現個人的理想和社會的價值目標，如同打開了“潘多拉魔盒”，其結果是有悖於改革開放的初衷，也缺乏國家戰略的前瞻性，更有失一個泱泱大國的風範。中華燦爛文明創造了許多奇跡，如：在宋代已經達到了人類文明的巔峰，中國人在曆史上幾乎沒有因為大自然的災害而遭受到毀滅，始終保持人口數量的優勢，這些都與其輝煌的哲學和醫學是分不開的。西方近代文明在瓦特蒸汽機發明以來誕生，有些讓中國人汗顏的是：自己沒產生近代科技、社會製度、經濟製度和法律製度，這成了“仁人誌士”的心病和千方百計想拿來的“東西”。“忽如一夜淒風來”，全球經濟苦雨飄搖中，突然間醒悟到：那些 “東西”恰恰是造成今天環境危機、社會危機、道德危機和金融危機的源頭，這會兒，真該千謝萬謝老祖宗的先見之明，讓中國躲過一劫，唯獨怕的是：自己不清楚、不明白、不知道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，這一念之間，可謂上天堂、下地獄。如同海平麵的一輪紅日，可看成是日薄西山，也可想象為東方欲曉。

上述贅言，就是想澄清中國的兩個發展目標：近期目標：如何解決心態問題；遠景目標：如何解決價值追求，歸根結底就是把追求快樂作為社會的終極幸福。這恐怕能解決中國目前最大的社會弊端：全民都為錢而瞎折騰，讓國家充滿著祥和、增強凝聚力和向心力，頗像佛教講的由“靜”到“定”，自然就能生“慧”，有了這種 “慧”，就可以去創造新的思想、哲學、宗教、藝術，包括發展形而下的技術、技能等等，自然，國家就變得有創造力、可持續發展力，民族就變得可愛、可敬和可佩，中國人就變得個個“成佛”了！

近年來，世界上普遍認為不丹是一個最快樂、最令人向往的國家，而中國幾千年文明所詮釋的正是這些。人類有兩個古老的民族：中國人和猶太人，都把孝道視為立人之根本，那麼中國人今天有什麼理由不把自己古老智慧傳承下來、去承擔對人類和曆史的責任？某種程度上說，這次金融危機，正是中國的十字路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