肖武男:從緬甸近期局勢,探討中國外交新思維
2009年9月,緬甸形勢突變,中國政府似乎束手無策,凸顯了其外交的困局:缺乏長遠的戰略、政策相互矛盾、危機此起彼伏。
眾所周知,馬六甲海峽是中國能源的生命線,為了突破這個“咽喉”,中國在緬甸做了重要的能源布局,如果這次局勢失控,其戰略將受到重創。緬甸軍政府可謂是 “流氓政權”,對他的支持,不僅在道義上蒙受損失,而且也潛伏著巨大的風險。道理狠簡單:對自己人民、國際社會都不負責任,能善待中國嗎?更大的問題是政權“短命”,不盡快去扶持一個中性的、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,又同中國 “暗合”的政府,遲早會把這個“地盤”拱手讓給西方世界。應當機立斷,要麼干涉、要麼對現政權進行“外科手術”,否則後患無窮。
同樣,朝鮮半島問題也走到了十字路口。一旦朝鮮不斷地挑釁國際社會,或與美國直接交易,中國將變得十分尷尬和被動。在朝鮮問題上,中國已經吃過大虧,被金日成綁架進韓戰,失去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機會,與美國交惡,拖累了整個國家的發展。縱觀中國在重大國際熱點和焦點問題上的表現,常常處於“下風”,原因不外乎兩點:一是缺乏大格局和通盤考慮,再者就是沿襲過時的“不幹涉內政”的外交路線。
探其根源,弱國心態在作怪
改革開放30年來,由於考慮到自身實力比較薄弱,中國執行了“韜光養晦,有所作為”的外交思路,不在國際社會上逞頭。如果說這種策略,利弊還算各半的話,那麼用 “沒有永遠朋友,隻有永遠利益”的現實主義來指導自己的外交,恐怕是一個莫大的短視。這些年來,中國所謂的友誼,幾乎都是利益,為利益走到一起,也為此反目為仇。反觀美國,從上個世紀以來,給世界製造了一個“美國夢”,率先輸出的是價值、精神和理想,幾乎讓全球人民追求這種“夢想”。美國借助這一快捷方式,輕而易舉地讓自己的勢力得以擴張。
中國又如何做呢?一旦中美關係出現問題時,就拋出幾百億的采購大單,或增持國債等,這種“充當冤大頭”的方式,在美國民眾的心目中,真是有些看“暴發戶” 的感受,這動搖了兩國關係的基礎:即價值的認同性。而台灣,從49年後,采用了柔性公關手段,如在斯坦福大學建立胡佛中心,與華府智庫進行合作,運用文化、宗教的力量,樹立形象、抓住情感和心理,左右了幾代人的政治傾向。
中國現實主義外交路線最大特點:太注重“搞定”執政黨和幾位領導人,輕視民情和民意,讓局麵充滿變量。如中日關係,每次都花大力氣“擺平”台上首相,但走馬燈式的更疊,又造成外交資源的極大浪費。絕大多數雙邊或多邊關係的處理方式,頗象是“洋折騰”。
究其根源,這是一種弱國的心態做怪,而奉行以“不幹涉內政”為核心的外交路線,無非是擔心西方列強顛覆其政權。
今天,曆史把中國推向了一個新的超級大國地位,幾乎沒有什麼力量和可能把中國政權打垮,自然就不需要這張“遮羞布”了。麵對一個充滿著變量、動蕩的世界,人類的共同命運、困難都無法用單個國家的力量去解決,而一個國家的問題也超越了地區、民族和宗教的界限,其影響也是全球性的,顯然再用“主權高於一切”的原則,就變成套在自己頭上的“緊箍咒”了。比如,尼伯爾去年“毛派”當選,本來對中國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,無論是在南亞問題上,還是在應對“藏獨”、取得一些戰略資源上都是如此,但我們卻拿出“不幹涉內政”的態度,沒有給予實質上的支持,導致普拉昌達下台,讓中國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戰略屏障。
中國一直把西藏問題、台灣問題及新疆問題視作內政,卻領導人在接見外賓時,第一句總是感謝別人在這些問題上的表態,開頭就“甘拜下風”,有求於人。既然是內政,就沒必要把它擺到桌麵上,要斷然拒絕拿這些問題做交易。一些趨利小國,會 “忽悠”中國;一些虎視眈眈的大國,更拿了你的“短”,增加了他們在國際舞台上的砝碼。
彰顯人文精神,啟動外交新思維
一、 從現實主義走向理想主義,把弘揚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、和未來對人類的使命作為其外交的核心價值。
斯塔夫裏阿諾斯的《全球通史》前言中,對中國文明史有段評價:“這個在任何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的偉大文明—具有獨特的現世主義”,造成了中國人幾乎用一種超級實用主義的態度處理各種國際事務。中國在曆史上有無數次機會可以“稱霸全球”(成吉思汗時代除外),本有可能對人類做出更大貢獻,卻總是與機會失之交臂。按佛教所預示:世界正處於“末法時代”,拯救人類隻能靠東方智慧,就是中國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、莊子的智慧,用“儒家治世、佛教治心、道教治身”的哲學觀和“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”的自然觀,找到人類痛苦根源和解脫之道路,這是中華民族真正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,也是中國外交該做的正事。2005年日本愛知世界博覽會上,日本新聞界就抱怨“中國館雖是最大的,但全部是在賣小商品,哪像一個泱泱大國”。反觀印度館,一進大門,就見到這樣的條幅:“印度–一個古老民族對世界的哲學貢獻”;再看愛知博覽會的主題詞:“愛知縣,愛地球”,幾乎所有的日本館都在表達對生態和人類未來的擔慮和探索。而上海世博會的口號:“城市,讓生活更美好”,不覺得汗顏嗎?
二、重視民情民意的研究,攻心為上。
在中國成都武侯祠,有幅著名對聯:“能攻心則反側自消,從古知兵非好戰;不審勢即寬嚴皆誤,後來治蜀要深思” ,中國的智慧就是“攻心”。當下中國外交,幾乎忽略對民情和民意的考慮。對那些臭名昭著的政權,沒必要為其損害自己的國家形象;對一些“民選”國家,像法國、德國的領導人見不見達賴,日本政治人物參不參拜靖國神社,對其民意和選情稍加分析,就能得出個大致結論。同時,中國應適度開放一些國外的民意調查機構來華,許多重大問題,如西藏、新疆、台灣、南海、釣魚島等,恐怕調查的結果和中國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會高度一致。中國花那麼大力氣辦奧運會、下一步花巨資打造外宣平台,也就是想塑造一個國家的形象,但並非是靠“大躍進”、走形式主義,是靠一點一滴的行為方式、立場和責任塑造出來的,核心就是去贏得全世界人民的心,這是基本常識。
三、合理擴張,明確自己的核心利益範圍。
首先是要分清敵我、遠近或親疏。個人而言,中國天然朋友是歐盟,無論在地緣政治上、還是在經濟互補性和文化認同性方麵,沒有根本衝突,且擁有長遠、互惠的利益。
近二十年,中國最具有戰略核心意義的夥伴是美國,美國與中國擁有太多、太複雜的利益糾葛。雙方要通力合作,共同推動清潔能源的發展,解決人類麵臨的重大生態災難,重構世界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等。也許20年後,由於美國自身“寅吃卯糧”的發展模式,可能真像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:“美帝國主義就要滅亡了”,那時,中國和歐盟將統帥世界。
中國核心利益也在東南亞,從曆史、文化、地緣政治和現實利益的角度上來看,都應牢牢抓住這一地區。單資源方麵,這裏就足能支撐未來中國的發展需要。同時,這個地區長期受中國文化的影響,無論是佛教、道教還是儒教,都深入人心、浸入血脈,當地華人更有著愛國傳統,從孫中山的辛亥革命,到任何一次重大關頭和危機時刻,都給予中國極大的熱情和支持。當年鄭和下西洋沒有把該地區納入版圖是一個重大的失誤,以至於今天要麵對南海危機。為了中國的長遠利益和世界的穩定,中國應該明確聲明:東南亞是中國的核心利益,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染指和插手。今天的中國需要一個合理擴張,主要用文化、宗教、經濟的力量,用一種 “和”的智慧來實現。為此,中國也要放棄對兩個地區的涉足,一是非洲,非洲是法國的後花園,也就是歐盟的“地盤”;再就是中南美洲,那是美國傳統勢力範圍,中國沒必要在這些地區去擴充自己的勢力,造成猜忌和不滿,從而讓他們連手俄羅斯、印度和日本,插手南海問題,或在與中國有重大利益相關的事件上,牽製、打壓、圍堵中國。
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在《正見》中文版前言中講過這樣一句話:“除了幾個不太長的朝代,幾世紀以來,極度實用主義的中國人采用了儒家,而非佛家或道家,這是令人狠傷心的事,但是如果中國人能看到擁抱智慧的長遠利益,我有信心中國人會再度擁抱佛教。畢竟,這是一個與文殊師利及觀世音兩位大菩薩有深厚淵源的民族啊!”文殊菩薩代表著智慧,觀音菩薩代表著慈悲,既然曆史選擇了中國人承擔著人類的未來,那麼就用中華文明去迎接一個新世界的到來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