肖武男：第三只眼睛看香港

轉自《亞洲週刊》，2010年7月11日

（編按：作者肖武男是中國長期關注香港問題的學者）

佛教講，人有一隻眼睛，叫法眼或慧眼，居於額頭的中央，在漫長的人類進化過程中，這只眼睛逐漸消失了。在我印象中，佛教的修行、瑜伽的訓練以及印度教的冥想等，很大程度上，是要琢磨如何把這只眼睛打開。神奇的是，這只眼睛能超越時空看到事物的本質，同時，它又有一種光的速度，能捕捉歷史和未來的軌跡，在變化中尋找到任何事物的規律和方向。其實，在西方文化裡面，也有第三只眼睛的概念，講的是超越你、我角色可能帶來的片面性，通過中立、客觀的立場，找到存在的合理性。筆者既不完全生活在中國大陸或香港，所受文化教育也不屬完整的“東方”或“西方”，加之還經常參加一些“修行”訓練，就想用“第三只眼睛”的思路，來觀察一下香港今天所面臨的問題，也許能找到些解決的辦法和途徑。

毋庸置疑，香港自九七回歸後，經歷風風雨雨。金融危機、樓市和股市低迷、經濟逐漸失去其核心競爭力，以及近期“五區公投”、“反高鐵遊行”、“政改方案”的風波，讓人感到香港仔政治、經濟和社會各個層面，都處在變化莫測、難以把握的狀態中。這些問題，某種程度上說是個表像，究其深層次原因，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值得大家去關注：第一，香港如何正確定位？優、劣勢何在？第二，香港和大陸間，到底存在什麼問題？第三，現行應對問題的方式是否有效、如何調整？

香港的定位和不可替代的優勢在哪兒？首先是地域上的，距大陸最近，是日益崛起中國走向世界的天然跳板或緩衝帶，是任何地方都無法取代的。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年，香港扮演了西方世界進入中國的橋樑，未來恐怕將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的橋頭堡；其次是人才優勢，趙本山的小品有句名言：“中國今天不差錢”，差的是人才。按中國共產黨選人的“品學兼優、兢兢業業”標準看，香港的專業人士幾乎個個合格，無論是思想道德、還是專業技能層面頗具優勢；而大陸二種“人才”多：一是“講故事”的領導，二是吃苦耐勞的民工，靠這些“人才”想跨入世界強國，有些奢望，與上海想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可能性較渺茫道理一樣。此外，香港支撐未來發展的其他優勢，很難說再有什麼了。當然，香港的社會制度和法制建設、多元文化融合、各類服務等方面的水準，在亞洲乃至世界上還是堪稱一流，但畢竟不是核心競爭力。因此，香港背靠大陸、服務於大陸，追隨大陸“崛起”而共榮，恰恰是個準確定位；另一個方面也說明，香港缺乏的是發展動力和可持續力。

香港與大陸之間的問題何在？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和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，香港原有的優勢和榮耀不見了，這幾年在經濟上過於依靠大陸，未免有些失落感與“不爽”；再者，香港百年的殖民統治，導致了本土人對中國大陸的認同感低，許多人壓根從骨子裡就看不起內地人，說起來的印象就是他們額頭上都有一個“土”字。筆者走了八十多個國家，發現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，不僅遠不及臺灣、東南亞的其他地區華人，甚至還不及一些“第三世界國家”的外國人。試想，香港人過起這種日子來確實不舒坦，沿著這個心態走下去，矛盾也會越來越深，彼此間的瞭解、信任、溝通和步調上的和諧就無從談起。

治港統戰失靈

現行應對香港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否有效，如何調整？縱觀九七後，大陸的工作成效甚微，原因是認識不到位、方法和策略不對路、靶心不准；所採用的手段無外乎就這幾把“刷子”：對“聽話”的給名、給利；慣用內地傳統的輿論和運動方式製造“勢頭”，形成統戰的大好局面；對“不聽話”的，就打壓，批倒批臭。工作方式浮躁、簡單、像似在演戲，香港不是大陸，可以用行政體系、大會小會、輿論工具，給人洗腦，這“路子”對“攬盡”東西方文明、思想自由、資訊發達的港人來講，就不靈了。

出現這些問題，首先是“統戰”物件搞錯，長期以來，中央政府籠絡的是既得利益者和工商業者，這些人與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，自然會表現出“聽話”、“嘴甜”，但心底並非認同中央、認同大陸。特區政府又變本加厲照顧他們，護士普通百姓權利，導致了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，把中央政府綁架到與廣大市民對立面上去了。由於中下層，尤其是年輕一代，沒有受惠於中央政府的“禮包”，自然是怨氣四起，所以說一些示威活動中把矛頭指向大陸，或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就不是太令人意外的事件。

因此，雙方的問題顯而易見，就大陸而言，是“把錯脈”、“用錯藥”；就香港而言，是缺乏對祖國的感情和客觀認識，也是自身定位置變了、又放不下身段的矛盾心態作怪。解決思路，完全可以運用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的精髓來應對自如，即：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群眾路線。方法是要把問題的根源搞清楚，深入瞭解香港的實際情況、及普通市民對政治、經濟和社會權利的訴求，實事求是的去制定一個應對策略。而策略最關鍵就是高度重視香港三個特定的社會形態或組織：第一是媒體，香港不像大陸，政府可以通過組織體系來控制人的行為和思想，卻是個小政府大社會，對社會帶來很大影響的是來自媒體，而香港的媒體人又有獨立客觀之“傳統”，不可能按照大陸中宣部的要求“一個鼻孔出氣”，所以學會與香港媒體打交道，既鬥爭又合作，是個硬功夫；第二是各類型大大小小的非政府組織，香港這些機構歷來很發達和完善，影響力不容忽視，其滲透能力、網路能力、國際影響力和對社會的操控力都很強，大陸這方面工作明顯存在認識不足、研究不夠、方式僵化，缺乏與其相處和打交道的經驗與能力，這種狀態急需改變；第三是各類宗教團體，由於香港的歷史和文化因素，宗教幾乎是深入人心，涉及社會各個層面。佛教道教通大陸的關係較為密切，重大問題上基本跟中央政府保持一致，是重要的統戰物件。但在香港占居重要地位的是基督教、天主教、摩門教等外來宗教，與大陸的相互認識、溝通與交往就弱多了，而這些宗教在年輕人一代中，尤其是人們關注的“八十後”這個群體裡面，有非常強的權威和影響力，正確引導和發揮這些“洋教”的作用，恐怕是中央政府未來的必修課。

中央治港新思路

說一千道一萬，問題也沒有那麼複雜，什麼“天眼、法眼”，最基本的是常識：尊重事實、尊重民意、瞭解民意、引導民意、運用民意和發揮民意，是治港的基本點，把民眾的生存狀態搞好了，是比什麼都強的統戰政策，也是硬道理。我想，這次能通過“政改方案”，與其說是中央政府對港策略的成功，或者說是一種妥協的結果，還不如說在認識和治理香港思路上有了新的開端，由此而來的一個美好香港也許就這樣在磕磕碰碰中起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