肖武男：城市化需要新思维

转自《中国房地产报》，2012年3月8日

“中国现在强大了，但展示得更多的还是肌肉，忽略了精神和思维层面的挖掘和表现”，在谈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时，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武男用了这样一句比喻。

改革开放30年，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奇迹般增长，也涌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现象：即不断扩充的城市化进程。然而，被高速发展所遮隐的问题正日渐显露：环境恶化、大城市病、产业空心化、社会管理成本逐渐增大、文化冲突也日益严峻等。

目前，这些问题正引起了高层和有关部门的重视，也被国际社会所关注。

谈及背后原因，肖武男认为主要是忽视了“人文精神”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。中国过去在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上，无疑大量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经验、模仿了一些发达国家的“成功的案例”：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，繁华的商业区，不断扩张的交通体系等等。但忽略了区域发展的真正内涵：即对本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、创造出宜居环境，也就是说增加城市的“幸福指数”。

过去几十年的发展，中国主要走了以出口、消费、投资“三套马车”拉动经济的成长模式，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美债、欧债危机，导致了中国出口市场萎缩，在“十二五”规划期间，政府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一个“锦囊妙计”，加速和推动城市化的进程，无非是实现这个策略的最佳方法。但未来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思路上，是要把发展和解决遗留问题及创造新思想、新模式结合起来，尤其是在注重和改善环境的大前提下，推动人文居住的新理念，而这也是联合国人居署在今年召开的“第六届世界城市大会”上所倡导和推动的目标与精神。

3月1日，本报就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若干问题采访了肖武男。

记者：据悉，在今年9月于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召开的世界城市论坛上，联合国人居署将积极地向全球推介“城市发展的新思维、新思路”，这一新思维、新思路的具体内容和核心价值是什么？为什么说城市发展要有新思维、新思路？

肖武男：对于第三世界国家、或不发达国家，城市化是推动社会进步、改善生活、发展经济的良好方式；同时，所产生的问题也随之而来，主要生态系统、环境的破坏与恶化，部分地区产业空心化，社会管理成本增加，以及文化冲突加剧等等。

但纵观中国一些移民城市、或一些以地产带动的新兴城镇，却没有以产业来支撑起的工作与就业，甚至还出现了拿着政府补贴打麻将的现象，产业的空心化的严峻性，令这些地区失去了发展的可持续力，也导致了人才的走失，最终出现“空巢”和“鬼城”现象；联合国人居署曾援助肯尼亚一个贫困区域的城市化项目，希望改善该地区近百万人口的饮用水、卫生状况等居住环境，却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，甚至还产生了排斥情绪和暴力抗争，就其原因，是在项目的规划与设计上，没有考虑当地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复杂因素。

通过种种事例我们发现，尽管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引擎，但带来了诸多问题却不容忽视，否则，就会葬送掉城市化的成果。所以联合国人居署今年那不勒斯召开的“世界城市论坛”上，就把推动城市发展新思维这项运动，作为一个新目标。从客观上来讲，这能为第三世界国家和欠发达国家，在规划未来的城市化的思路方面，能提供很有意义的帮助。而今年的“世界城市论坛”所倡导、推动的核心理念就是：城市的发展要与环境和谐相伴，实现城市建设的人文精神。

记者：什么是“城市建设的人文精神”？

肖武男：这一问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思考：首先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？就是传承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基因，保证这个民族在其文化的润寖下，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；其次，城市规划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是让生活在这里的普通居民，出行方便、生活方便和工作方便，中国过去的30年的城市化过程中，规划和建设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了普通百姓的方便程度；再次，城市有没有创造未来的能力？城市一定要让人有未来的追求感，就必须创造发展的环境，否则，人居住和生活其中，是孤独和不安的；没有发展的空间，不创造就业、提供成长的机会，年轻人就没有梦想，他们就会向南飞、向西飞、向一切有机会的地方飞；第四，城市的管理定位是什么？是良好的治安、完善的法规、和执行层面人性化的相互和谐度，这些恰恰是中国过去城市化进程中，产生矛盾和问题的所在。城市化的人文精神，是一个理想与目标，需要在战略上、策略上及一点一滴的实践上，去着眼与落实，但首先是观念的转变。

记者：您走访过许多国家、也到过很多城市，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发展，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何评价？

肖武男：回答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，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断的调整、变化、完善、发展和进步中，就目前的一些观察，可以谈些感观上的认识。

我感觉中国的城市没有特点，相当多是在照抄、照搬或者模仿一些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风格。如果你站在屋里向窗外望去，不管是在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成都、杭州、南京等等，你能从建筑的风格上和城市的环境上区分出有什么不同吗？答案是不言而喻的；还有很多大城市只注重金融、科技，都想建商务区、金融区，却忽略了区位优势和地域特色，城市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小，反而竞争力越来越弱，说中国城市是“千城一面”，这到有点贴切；

还有，整个城市化建设中缺乏战略考虑。我还想起2000年北京的一场小雪，几乎导致了北京交通的瘫痪，其原因是北京二环和三环的规划和设计上存在很大缺陷；再如，人民大会堂以西几平方公里的区域内，聚集着国家大剧院、京西宾馆、军事博物馆、北京西站等重要“目标”，如果从安全角度去考虑，后果是很可怕的；也缺乏人文精神。

记者：如果持续这种方式的城市化进程，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将会有哪些不利的影响？

肖武男：这些影响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，如果从当下实际层面看：环境和资源对人们生活与居住产生了严重的干扰与破坏，令老百姓缺乏幸福感；从长远的角度观察：这些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，会加剧由于城市发展带来的各种不平衡因素，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，也会对政府在解决收入不公、社会缺乏公平与正义等的问题上，增添了复杂性和不可控性。

记者：中国如何发展才能走出这样的怪圈：环境恶化、大城市病、贫富差距加大等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？

肖武男：从某种层面上来说，要尽可以地落实执政为民的理念。并在在本着“科学发展观”的基础上，推动包融式增长，把城市化所创造的经济增长与改善经济增长模型结合起来；同时要传承自己的文化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人文精神，而不是“拿来主义”。大家都在说，中国现在成了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场，对于这一点我不去评判，但有个观点可供分享：百年后，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记忆和评判是文化、是精神，城市与建筑留下来的是艺术与内涵，而绝不是冷冰冰的钢筋和水泥。

记者：其实，我们也知道在更为具体的推动城市变革发展方面，联合国人居署也推出了“2012国际学生设计大赛”，请您讲解一下，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大赛，初衷和目的是什么？

肖武男：这次大赛，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作为共同的主办方、我本人也作为本次大赛的主席，非常希望中国学生积极踊跃参加，也期待着他们的获奖。

主办这个国际大赛的初衷有两点：一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，人口红利将减弱，势必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力产生严重威胁。因此，希望学生们在此时要关注这一社会问题，能够通过自己的设计去关心、关注老年群体，让老年人颐享幸福晚年，这是从人文关怀角度的呼唤。

二是希望促进青年人更好关注环境，希望他们能利用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资源，如阳光、风以及利用可再生材料设计出一些更低碳和环保的建筑供人使用。年轻人具有活力和创新精神，通过这些理念对他们的注入与影响，希望未来他们成为规划师和建筑师时，就能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，推动城市规划、建筑设计理念的转变，为人类谋求持久的福祉。

最终目的：就是为中国的未来的城市规划、设计和建设培养人才，让年轻人拥有梦想、实现梦想。